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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的背景是: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雖然沒有波及到台灣,但是,在1999年包括國產汽車、鴻禧集團等國內企業集團發生財務危機。

想當年,在國民黨執政、李登輝治國的時期,三大工商團體負責人是國民黨的當然中常委,在政府政策釐定前後,他們有「機會」甚至是左右政策的走向。

態度的差異,源自於想法的不同,在證交稅一事上,高清愿的態度是:證交稅這邊的稅少了,總是會從別的地方「要」回來,最後就變為是全民負擔的情形。

1999年,辜振甫、辜?松、高清愿與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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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曾所代表的「三大」工商團體,看到股市趺跌不休,聯函要求政府「彈性」調降證交稅,由當時的0.03%,降為0.015%。

人稱高老闆的統一企業集團創辦人高清愿辭世,讓人不禁想起坐落在復興南路一棟大樓,關係為樓上、樓下鄰居的工商協進會、全國工業總會、全國商業總會的理事長們,也就是辜振甫、辜?松、高清愿和王又曾,當年「三大工商團體」輝煌時期的工商「大老」的事。

這一要求,立即引發包括當時是自由派學者,現為準閣揆的林全等學者們的撻伐,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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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為降證交稅、就應復徵證所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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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,結果如「三大」工商團體聯函所要求,但是,從過程明顯看出「三大」間的具體差異。

結果,李登輝以「擔心企業集團連鎖骨牌效應」,證交稅從此就是0.015%,再也沒有「彈性」調漲過。

當時,傳出辜家、高清愿與王又曾為了證交稅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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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農曆春節「拜年」的機會,到官邸去「煩」李登輝。

這個傳聞,辜振甫大方承認:「與總統討論過,」他還說,他是工商界的老兵,有必要時自然會擔任工商界與高層溝通的「橋樑」與「管道」的角色。

他與總統討論財經議題「自是當然」的事。至於是不是在農曆過年的時候?辜振甫以他的一貫Style說:「你想呢?你想我會不會跟總統拜年?」

辜?松,因為在大年初二曾與李登輝球敘,在18洞、3個半小時的球敘中,當然不會只說風花雪月,即使是真的,也沒人相信,所以,他也坦承有這回事,但是,重點在銀行投入股市的淨值比率由20%提高為30%。

高清愿,當時有「不在場證明」,因為他不是在台南,就是在日本東京,總之,沒到過台北,也沒有打電話到官邸過。

王又曾也承認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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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在過年期間去找了總統,但是,沒能見到。」不過,他還是透過管道,讓李登輝知道了「我們工商業界」的「真正」想法。

「當年」,掐指算來,也有16、7年了,經過多年歲月,昔日的三大工商團體,已經「通膨」為六大、七大,辜振甫、辜?松與高清愿也都離世,王又曾,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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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了「落跑老闆」。

辜振甫與辜?松則都認為,彈性處理證交稅的方向是不錯,但是,要振興股市與金融體系還有別的方法和別的形式,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。堅持的,只有王又曾。

既然大家都蓋了章「也不好持反對的立場」,況且,大家都有權利提出看法和意見,但是,看法與意見是否可行,裁奪權在政府,政府可以經由評估決定。

想當年,看今日,歷史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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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總是在重演..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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